河南上蔡成电信诈骗犯罪重灾区 警方通缉113人

上蔡县公安局对113名上蔡籍冒充军人电信诈骗犯罪的涉案人员进行通缉。

为了治理孙庄村的局面，崇礼乡把今年唯一的扶贫推进村的指标给了孙庄村。

崇礼乡街道上到处是打击冒充军人诈骗的标语。A16-A17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

9月20日，太阳很好。孙连和（化名）撂下手中的活计，拍了拍手上的泥土。他正忙着收秋，院子门口铺着金黄的玉米，趁着中午的阳光翻晒。

半个月前，他还蛰伏在郑州市郊的一个窝棚内，过着“逃亡”生活。

孙连和是上蔡县崇礼乡孙庄村人。因涉嫌冒充军人进行电信诈骗被警方通缉。今年中秋节前投案自首，现在被取保候审。

9月9日，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公安局发布通缉令，对包括孙连和在内的113名上蔡籍冒充军人电信诈骗犯罪的涉案人员进行通缉。

113名被通缉人员中，崇礼乡人员占98人，孙连和所在的孙庄村占25人。

一个百万人口的县，同时有上百人被通缉，舆论为之哗然。

资料显示，上蔡是冒充军人电信诈骗犯罪的始发地和重灾区。近年来，从身着军服冒充军人诈骗到现在冒充军人电信诈骗，骗子们的诈骗手段也在不断翻新。

在公安部挂牌整治的大背景下，上蔡县政府部门背负了巨大的压力。一边是在逃人员陆续归案，一边又新添在逃人员。如何修复“犯罪土壤”，成为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孙庄的历史

从崇礼乡，沿着水泥路向东北方向，走上2公里就到了孙庄村。一路上，除了乡村道路旁晒满的玉米，最惹眼的就是各种标语和通缉令。

孙庄村已经被“反军人诈骗”的标语贴得密不透风。进村的第一幅墙体标语就是“投案自首唯一出路”。电线杆上的展板标语100米一幅，“和谐社会人人受益、防范诈骗人人参与”、“打击冒充军人诈骗、全党动员全民参与”……

在距离孙连和家不到一百米的地方，贴着一幅有孙连和头像的通缉令。通缉令上显示“提供有价值线索，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以上逃犯的，每名奖励现金3000元到5000元”

崇礼乡党委一名领导透露，崇礼乡刷的反诈骗标语超过5000条。

在铺天盖地的标语下面，人们看起来很平静。老人们坐在院墙下剥玉米，孩子在胡同里追赶嬉戏。

而邻村村民提到孙庄却“情感复杂”，崇礼村一位村民面对记者笑得诡异，“你猜猜，在我们这个穷地方，他们为啥这么富？”

资料显示，上蔡县连续多年上榜国家级贫困县，上蔡县崇礼乡位于上蔡、商水、项城三地交界处，人口六万人。孙庄村4000人。

崇礼乡党政办主任岳强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这里距离县城近40公里，没什么工矿企业，基本靠农业为主。”

他认为，贫穷，加上位于三地交界，以前法治环境差，位于“三不管”的地方，导致了一些贫穷但脑子灵光的人“想了歪点子”。

岳强说，最初的“歪点子”是涂改票面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购买商品需要凭票，孙庄人就涂改票面价值，高价卖出。因为距离县城较远，买票的人无法去供销社验证票的真伪，导致上当。

这些涂改票面的人，被当地人称为“诈骗鼻祖”。

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搞活，很多乡镇企业的业务员在推销自家商品时，都面临着门难进、脸难看的情况。但很快他们发现，因为部队和军人在老百姓心中有较高的公信力，如果称自己所在的企业为部队自办企业（当时部队还未禁绝办企业）时，往往被奉为座上宾。虽说当时纯粹是为了推销商品，与诈骗无关，但很多人从中尝到了甜头，比其他地域率先掌握此类诈骗的先机。

这个时候，一种被当地人称为“买卖法”的诈骗方式出现了。通常是骗子冒充军人去沿街店铺低价推销某种商品，说这个是军用物资，如何受欢迎，很多老板出于贪心以及对军人的信任，便全部买下，其实这些都是假冒伪劣商品，成本极低；假如商家不相信，骗子过几天就找人专门到这个商店去买这种商品，让商家觉得这种商品确实受青睐，一旦店家动心给钱订货，那么这个团伙便逃之夭夭。

记者注意到，在崇礼乡，大凡上了年纪的人，都知道“买卖法”，一位在街边理发的七十岁老人说，“现在咋骗的不知道，但买卖法让不少当地人吃了亏。”

1.0和2.0版本

一位熟悉当地诈骗历史的乡干部告诉新京报记者，诈骗者之所以冒充军人诈骗，是因为部队和军人在老百姓心中有较高的公信力。因此，此类诈骗最核心的要素是让受害者相信他们是军人。围绕这一要素，骗术又分为1.0和2.0版本。

1.0版本主要是接触式诈骗。此类诈骗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及本世纪初较为流行。一般是2-3人组成一个团伙，穿上假军装走街串巷，寻找目标。除了此前提到的“买卖法”诈骗，还有一种是借谈生意时，掉包受害者的银行存折。

西党村农民党向田在十年前被骗过一次。他的父亲当时在县城卖化肥，一天，两个穿军装的人来到党向田家店里，自称是附近一个县里武装部的，武装部要搞一个种子基地，需要找固定的化肥供应商合作。

党向田父子热情接待了两个“军人”，还在县里最好的饭店请他们吃饭。饭桌上，两个“军人”说要看看党向田的资金实力，要求党向田的父亲去银行办一张存折，在银行卡上存不低于三万块钱，以显示现金流充足。

第二天，两名“军人”和党向田的父亲一同去了一家银行，党向田父亲办了一张存折，为了显示自己的资金实力，存了五万块钱。当天，两名“军人”和党向田父亲签了合同。之后，两名“军人”再没露面。党向田父亲事后去取存折上的钱，发现钱不见了。

岳强说，“这是假冒军人诈骗最初的诈骗形式，当时电信不发达，骗子穿着军装骗取信任。在受害人办存折的同时，骗子拿着提前复制的受害人假身份证，也办了一张存折，在受害人不注意的时候，调换了存折，一般受害人不会留意存折的编号。”

党清华（化名）现在是一位出租车司机，十年前，他曾是一个冒充军人诈骗团伙中的一员，“官至少校”。

因为党清华当过兵，熟悉部队情况。就被团伙安排成领导出外行骗。

党清华说，在那种趁被害者不备，调换其存折诈骗的骗局中，他的任务是冒充军队领导和被骗者聊天，聊军队的事情，转移被害者注意力。其同伙拿着已经复制好的假身份证去办理同一家银行的存折。

“近几年电信越来越发达，骗子不用穿军装，在家里打电话冒充军人诈骗。成本越来越低了。”岳强说，骗子的骗术也升级到了2.0版本。

一位办案民警说，通过电信诈骗也被称为非接触式诈骗。这类诈骗形成于近几年，由2-3人组成一个团伙，扮演不同角色，通过电话冒充军人，一般是先给受害人打电话，说自己是消防队的，或者武警部队的，有工程要承包，或者需要定一批军用物资。受害人同意后，就让受害人帮忙向另一商户买另一种物资。受害人应承后，另一商户就称，需要先付一笔定金。这时候，骗子就委托受害人先帮忙支付一下定金。受害人急于做成生意，就帮骗子付了定金。而这另一个商户其实是骗子的同伙。

上述办案民警说，由于此类诈骗无需抛头露面，也不用走街串巷，骗子务农、诈骗两不误，甚至出现边在田间劳作、边接打电话诈骗的情景。

孙庄村的孙强法（化名）曾涉入冒充军人电信诈骗案件。孙强法说，他没有军装，他在团伙里的角色是取款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处于哪个“级别”。

平舆县警方今年三月破获了一起冒充军人诈骗案件，四个嫌疑人均为上蔡县崇礼籍人，办案民警王亮说，我们去到他们家里搜查的时候，还发现了几套老式军装。

“军装压箱底了，现在都是现代化，不见人。”

“生意”

站在田埂上远远看去，孙庄村像个棋盘，方方正正地坐落在田野间。村民住房多为两层楼房，规划齐整，院落森严。村里年轻人衣着光鲜，看起来比崇礼乡镇的居民更像城里人。村里偶有车辆出入，多为二十万左右的轿车。

关于孙庄村，在上蔡本地有很多传说。

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新京报记者，“那里的人一人一辆轿车，每家每户都能拿出千把万。”

在孙庄村，人们把冒充军人诈骗称作“生意”。

“你看他没有正当生意，却买房买车。”孙庄村支书孙彦群认为，孙庄村一些人确实做”生意“发了。

没有人能说清孙庄诈骗犯罪是由谁而始。孙彦群说，“看到别人发财了，有些人心理不平衡，就想干这个了。”他认为这是一个“思想基础”。

有过诈骗犯罪前科的孙强法说，最初的时候，一般两三个关系好的亲戚或者朋友结成一个团伙，外人很难参与进来。但时间久了，因为分钱不均，这个团伙闹崩了解散了，团伙中的两三个人分家，开始各自单干，成立一个新团伙，就需要拉新的合作伙伴，吸引新的人进来。他比喻，“这个就像细胞分裂”。

崇礼乡西党村一位七十多岁的村民说，上世纪七十年代，骗子们都在上蔡及附近地区行骗，“大伙上过当，才知道崇礼有群这样的人，崇礼名声也开始传开了。”

“冒充军人诈骗时，来自上蔡的骗子已经走出驻马店；发展到现在的冒充军人电信诈骗，这些人已经骗到全国各地。”平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武松说，以他们破获的冒充军人诈骗案件来看，骗子们流窜作案，哪里管得松了，就去哪里骗。

在孙庄村，提起冒充军人诈骗的话题，人们表现的讳莫如深。

在进入孙庄村前，崇礼村村民孙国民（化名）提醒记者说，“你去也白去，谁也不愿意给你说话。”

新京报记者在孙庄村打听一名网上通缉人员的家庭住址，一村民说，“这不是孙庄村，孙庄村距离这里还有十几里呢。”

崇礼乡党政办主任岳强有着同样的经历，“刚去的时候，门都找不到，就算你问对面的邻居，都不会告诉你。”

“但在本村，其实都知道村里谁干啥的，都听说过，你想啊，没有正当职业，房子盖得又高又豪华，有的好车买了不止一辆，一猜就知道。”孙连和说，“私下里，村民自己也讨论，谁家的生意做得大。”

“但对外人，绝对不谈，村民各有各的顾虑。”孙连和说，“干这个事的，怕断了财路，绝对不会提这个话题，不干这个的，也不会提，怕得罪人。”

打击的难度

随着冒充军人诈骗愈演愈烈，上蔡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又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近年来，上蔡县乃至驻马店的公安机关开展了一次又一次专项行动。

“有成效，但打击的难度也大。”当地一位办案民警说。

这位民警坦言，确实也抓了不少嫌疑人，但抓到的更多的是小角色，团伙主犯非常狡猾。

目前被取保候审的孙强法在团伙中负责取款，“我的上线给我一张银行卡，我去取钱，取一万提成一千。”

对于老板，孙强法说，“我知道就在我们村，但是谁，做了什么事，怎么骗的，我都不知道。”

刚刚投案自首的孙连和也是团伙中负责取钱的角色。

孙连和被通缉后，过了一年多的逃亡生活，他说，“真正的老板，都躲在幕后，打打电话，很安全，最先暴露的都是我们这些打工的。”

“最安全的反而是那些主犯，他们在房间里打电话，很难抓到，一般取款人是最先抓到的。”孙连和说他现在想起来很憋屈，自己成了罪人，想骂把他拉下水的人，又不知道想骂的人是谁。

“甚至一些取款的，都无法当作同案犯处理，他们就说他们就是帮忙取下钱，不知道是骗来的钱。”一位民警说。

“诈骗案件涉及电信，银行各个部门，争取一些部门配合也很费力。”平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刘峰说，在协调中“这就增加了办案成本，包括时间成本，有些线索早一刻发现和晚一刻发现，有本质的区别。”

另一个，是犯罪成本低。

孙强法说，对于“做生意的人”来说，他们也会算一个账。“比如作案十起，骗了50万，最后被抓到了，报案的受害人只有一起，另外九起没人报案，从最后的量刑来看，”这个生意是划算的。“蹲两年，挣个四五十万，干啥能比这划算。”

上蔡县官方在2012年的一份通报材料中提及了冒充军人诈骗犯罪打击难的问题。原因包括：“涉案地公安机关打击冒充军人诈骗犯罪，存在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的现象，犯罪分子受到打击处理后，稍有收敛，但风头过后，就如毒瘾发作，重走错路，继续作案，以便”捞回损失“，打击力度小，一些案发地公安机关抓住现行嫌疑人后，只要交钱、退赃就”一保了之“，案件不再往下运行；相比伤害等案件，此类案件对立面窄，加之嫌疑人多系流窜作案，异地办案成本高。案发地公安机关一般发了协查之后，如果没有成熟的破案条件，就不再深究等。

孙庄村支书孙彦群说，他认识一个受害人，在南方一个省被骗了五万，去派出所报案，派出所说，“你给我们五万块钱的办案经费。”

一位办案民警坦言，“犯罪成本低，很多人出来后会再犯。”

今年三月，平舆县公安局破获一起冒充军人诈骗案件，四名嫌疑人原籍均为崇礼乡人，其中有两人有诈骗前科。

还有就是受害人的不配合。平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中队长刘峰说，查明案件后，他们联系受害人补笔录，有些受害人是拒绝的。他们在联系受害人的时候，有些受害人接到电话就骂：“骗子，又冒充警察来骗！”受害人挂掉电话，再怎么联系也不接电话了。

“没有受害人检察院就无法提起公诉，这就便宜了骗子。”刘峰说。

重压之下

最近一个月来，崇礼乡党委书记张国跃每天都到孙庄村，组织逃犯家属开会，给村干部开会。

张国跃说，乡里制定了硬标准，“9月10日开始，假如哪个村新上网一例人员，村支书就地免职。”

通缉令发布后到现在，崇礼乡抓获以及劝投的犯罪嫌疑人有25名。张国跃对这个成绩很满意。

“县里逼乡里，快逼死了。”崇礼乡一名干部说，“乡里和村里承受了不能承受的压力，在背负一个历史责任。”

2015年12月，上蔡县公安局被河南省公安厅挂牌整治。今年3月24日，河南省综治办又对崇礼乡挂牌整治。8月20日，公安部领导到上蔡县视察指导打击整治工作，要求对崇礼乡等重点乡镇进行挂牌整治，并提出，明年初第三次全国打击诈骗犯罪推进会召开前，如果上蔡县整治冒充军人诈骗犯罪工作达不到两个90%的目标（即上网逃犯抓捕90%、新发案件下降90%），将对上蔡县实行挂牌整治。

崇礼乡党政办主任岳强说，“面对崇礼乡冒充军人电信诈骗严重的情况，乡党委和乡政府没有执法权，只能靠宣传营造一种气氛，让老百姓觉得诈骗是不对的，对犯罪分子人人喊打。”他透露，乡里一年的经费不到200万元，但花在反诈骗宣传上的经费超过50万元。

“我们也知道，全乡拉这些横幅，刷这些标语，贴这些通缉令其实很难看，会让人们觉得这是诈骗之乡，但我们自揭伤疤，为了赶快甩掉这个帽子。”岳强说。

孙庄村支书孙彦群不放弃每一次接近逃犯家属的机会，他自言火候要把握好，“去多了，别人烦，去少了，怕没效果。”

据2012年上蔡县官方一份通报材料显示，2011年，上蔡县公安局掀起了一次“清网行动”，上蔡籍诈骗类网上逃犯由原来的113名下降到27名，冒充军人诈骗网上逃犯由原来的55名下降到9名。

而五年后的通缉令，网上逃犯依然是113名。

“形势比以前更严峻了，村里正在服刑和服刑过的人员超过五十人。”孙彦群说，以前县里也打击，打击一结束，他们又开始露头了，“据我所知，村里有些没被网上通缉的，最近两个月都停手了，但这次风头一过呢？”

在孙庄村口，立着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：扶贫开发整体推进村。

岳强说，“为了治理孙庄村的局面，崇礼乡把今年唯一的扶贫推进村的指标给了孙庄村。”

孙庄村现在花四十万修了村里的水塘，建了村文化中心、篮球场，重新修了村委会，乡里还给村里配了洒水车。

在旁人眼中，对这个“比周边都有钱”的村进行扶贫帮扶，不能排除有安抚的意味。

□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实习生 曹慧茹 河南上蔡报道